她的丈夫，我的外公，在1945年之前拥有整个村子的土地，同时做粮食和杂货生意，被社会主义国家没收了全部财产，只留下一个装满发票的小箱子。发票原本用来记载以车为单位的粮食和咖啡豆，现在，这上面只能记载一些他每天采买的可怜的一点日用品。第一栏：货物名称，下面记着：火柴。第二栏：数量/车/重量，他填上：一包，第三栏：价值（10万/百万），填着：2雷/0.5巴尼（德语：2马克/0.5芬尼）。土地、农机、银行户头、金条，他所有的财产被统统没收，房子和带楼房的农庄也都充公了。他和老婆、女儿、女婿只能留下两个房间，其他都变成了粮仓，小麦、大麦和玉米，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。每年的夏初到晚秋，满载货物的运输车从后门开进去，空车从前门出来。名声远播维也纳的著名粮商我的外公，作为“剥削阶级”被社会主义清算之后，穷得连理发的钱都没有了，只剩下还够他用十年的一摞摞粮食发票，装满一个大箱子。
外公承受着耻辱，把生活琐碎写进他的发票栏目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为了“不让脑子生锈”。他在记录自己没落的过程中寻找着生活的倚靠，在抗拒急转直下的境遇中寻找尊严。
——赫塔·米勒 《国王鞠躬，国王杀人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