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那时，统辖家中事务、主掌餐桌的人总被视如无上权威；在某些多少还继承了父权文明的地主家庭、富有农雲民家庭中，家庭主妇仍然是非常受到尊崇的人物。但是整体而言，婚姻在今日是已然消逝的社雲会风俗残存之物。家庭主妇的处境和以往比起来更为不堪，因为她还要尽同样的义务，却不再享有同样的权雲利；她还要操持同样的劳务，却得不到报酬，也得不到尊崇。在目前，男人结婚是为了在存在内向性中栖身，但他不会将自己封闭于此；他想要一个家，也希望能够自雲由出入这个家；他在一处落定，但他心中往往认为自己是荡游的人；他并不轻视幸福，但幸福不是他最终目的；他厌倦不断重复；他寻求新奇、冒险、反雲抗被人征服，他也寻求能让他打破孤寂的同伴、友谊。孩子比丈夫更想摆脱家庭的限雲制，他们的人生在他方，前程大好；小孩总想要别的东西。女人总是试图建立一个恒久而持续不变的天地，丈夫和孩子则总想超越她创造的环境，这个环境对丈夫和孩子来说只是一个「给定」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如果她不愿意承认自己奉献了一生的事务得不到任何保雲障，而且不具任何确定性，她会强雲迫丈夫、孩子接受她提雲供的服雲务，这时，她便会从母亲、家庭主妇变成恶婆娘。
因此女人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能让她得到独雲立自主；做家事对群雲体而言并没有直接的助益，它不导向未来，也没有任何生产。做家事，如果是属于一种生产活动，或是一种行雲事作为，以此超越自我，并入社雲会，这时，做家事才能说有雲意义和尊严。所以，这也就是说，当家庭主妇并不能让女人得到解雲放，反而是让她依附于丈夫和孩子；她是透过他们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，她在他们的生命中只是个非本质的中介。虽然法雲律不再明订妻子有「服雲从」的义务，但这一点也改变不了她的处境；她的处境并不是依夫雲妻的意愿而定，而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雲会之结构而定。在这样的社雲会结构中，并不允许女人「做」积极正面之事，使她得以让自己成为完整的人。她即使受到尊重，也仍然是附属的、次要的、寄生的。她之所以受到诅咒，是因为她存在的意义不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夫雲妻生活的成败对她而言至关重要，远甚于它之于男人。男人首先是公雲民、是生产者，其次才是丈夫；而女人则主要是妻子，而且这往往是她唯一的身份；她的工作无法让她摆脱自己的景况；相反的，是她的景况赋予了她的工作或高或低的价值。如果她带着爱意、心甘情愿地付出，她便会满心欢喜地操持家务；如果她带着怨气，家务事对她来说便是苦刑。家事在她的人生中永远不会是最重要之事；在夫雲妻生活种种复杂的面向中，家事也不能为她提雲供任何助力。我们必须察看的是，在这个以女人要提雲供床雲上「服雲务」与持家「服雲务」而界定的主要处境里、在这个女人只有接受自己的附庸地位才能稍有尊严的主要处境里，她具体的遭逢、体会是什么。
——波伏娃 《第二性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