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此中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向新婚妻子挂保证的，不是保证婚姻能让她得到爱情，而是让婚姻在她眼中闪现着「幸福」的理想光辉，也就是说让她处于存在内向性中、处在日子再三重复的安稳平衡里。在某些社会繁荣、升平的年代，整个中产阶级，尤其是拥有土地资产的地主，都企求这样的婚姻理想；他们的目标不是征服未来、征服世界，而是与过去平静地对话、交流，一种statuquo（拉丁文，意即「保持现状」）。是镀了金的平庸，徒有其表，实则既无雄心，又无热情，日日在原地踏步，重复着单调的生活，渐渐走向死亡，一点也不问缘由，例如《幸福的十四行诗》的作者宣扬的就是这种生活；这种受到古希腊伊比鸠鲁、芝诺学说之渣滓启发的「虚假的人生智慧」如今已经无法让人信服，维系、重复世界旧有的样貌不仅是不可取，也是不可能的。行动，是男人的职志；他的使命是制造、争战、创造、进取、超越，往宇宙整体、往无穷尽的未来开展；但是传统的婚事并无意让女人和男人一同向上提升、超越；他总是将女人封闭在存在内向性里。所以她只能建立一种稳定、平衡的生活，在这样的生活里，现在是过去的延伸，因此不会受到未来的威胁，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所谓「建立幸福的人生」。她与丈夫之间虽然不是爱情，却有一种互相尊重的柔情，也就是所谓的夫妻之爱；她在家中负责家务，家庭对她来说即是世界；她也必须将人类的生命延续到未来。然而没有一个存有者会永远放弃他的存在超越性，即使他竭力否定自己具有存在超越性。从前，中产阶级的男人认为，维持社会既有的秩序、让自己富足（这即是他优点的表现），就等于服务了上帝、国家、体制、文明；做个幸福的人，就是履行了男人的职司。对女人来说也是，她必须让家庭的和谐往某些目的超越，但是在具有个体独特性的女人和世界之间，男人是中介；为她这个「模仿自然的人为偶发之物」赋予人的价值的，也是男人。男人从妻子身上汲取了行动、作为、争战的力量，再由他赋予她存在的意义；她只能将自己的存在意义交到他手中，他才会赋予她存在的意义。这即表示她自己这方会谦卑地弃绝自我；但是她后来会得到补偿，因为在男性力量的保护、引导下，她能避开了人类命定的孤单无依之感；她因而不再是随机偶发的，而是必然的。她一如蜂巢中的女王蜂，安居在自己的天地里，而另一方面，她让男人带到广大无垠的世界与时间之中，她做为妻子、母亲、家庭主妇，在婚姻中不仅得到了生存的活力，也得到了生命的意义。
——波伏娃 《第二性》
